事实上所有的公共图书馆都会有副本。

第一种解读认为，宪法第41条对批评权的规定有正反两个方面，正面是确认公民的批评权利，反面是为这一权利的行使规定界限：但是不得捏造或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问题还要从内部的根源处去解决。

这种观念认为，政府是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与授权的基础之上，政府是人民的代理人或人民的公仆。一方面，对于公民而言，这一规定意味着一项承诺，保证公民在国家中的民主地位。四、证明与推定制度规定的第三个模糊之处是诽谤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特别是证明与推定的关系问题。那种捏造事实并传播出去、以贬低他人名誉的行为，才可能构成诽谤罪。如何理顺法院外部的体制关系，法学界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改革方案。

这段话说明，包括批评权利在内的民主权利不仅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且还具有维护其他宪法权利的制度性价值，应得到更大的保障和发展。实际上，我国法律并非没有规定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12]李莉：英、美、法三国行政调查制度的比较研究，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概括地说，执法、廉政、效能情况是监察对象行使行政权力的表现，在对上述三位一体的情况进行监察的具体职责中，第（1）项是检查，第（3）项是调查，前者强调令行禁止，针对法定规则的遵守和执行情况来发现和解决问题，后者强调有违即纠，查处违纪行为。这种行为具有职权性、一定的强制性、合法性、程序性、独立性等特征，是一种正式行政行为的前置行为，也是做出行政决定和采取具体行政措施的依据来源。[11]结合国外经验，研究我国的行政检查制度应注意以下两方面：第一，在宏观上，行政检查制度需要有其它要素和相关制度的支撑和协作，包括制度本身应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细致的可操作性，需要一些配套制度和主体制度的配合，如司法制度、社会自治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在此意义上，完善和继续创新行政检查、行政调查制度就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

这一系列的程序规定为检查制度量体裁衣，既确保这项制度的依法有序有效行使，又防止了此项制度因缺少规制而带来的不良后果。[2]参见监察部法规司：《＜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释义》，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在英国，行政调查更多被视为给予对即将作出的行政决策或计划持异议者一次事前申诉的机会。国家财政部在政府各部门和地方行政权力机关设财务监督员或财务核查员，负责核查各部门和地方的公共财政资金收支情况。具体到新修订的《行政监察法》中，行政监察主体即国家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应将行政调查视为其职权行为并赋予其一定的强制性和命令性，同时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力范围内作出直接影响相对人程序权益，尤其是影响行政行为公平性和合理性的信息收集和情报获取的活动。其次，组织实施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16]将软法与行政监察中的调查检查制度结合在一起研究，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理论基点，那就是在检查调查中引入非强制性的规范、民意的代表性规范以及社会自治性规范，以期达到良性公共治理的目的。重视调查报告的编写和运用—行政决策考虑的重要因素。[4]《行政处罚法》第36条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出于对公民权利保护的担忧，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正当程序原则和第15条规定的不能自证其罪原则经常成为审查行政调查是否合法的依据。

另外，行政检查必须有法律的特别授权，无授权无检查。行政检查和行政调查属于行政系统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对于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合法合理运行是不可或缺的。

（一）法国的行政检查制度在法国，行政监督形成了一套严密的体系，包括内部监督检查、外部监督和司法监督，行政检查是指其内部监督，具体可以分为四个方面：首先是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主要是对公务员及其行为的控制。第二种是行政主体为获取有关证据或其它信息向被调查人收集资料的过程。

监察员以部长名义开展工作，对所在部管辖的范围都有调查权。[1]这是该法自1997年5月9日公布施行以来的第一次修改，体现了行政监察工作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新成果，[2]特别是其中对于行政监察检查制度和行政监察调查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明确了行政检查和行政调查的法律属性、实施依据、实施程序和相应的救济手段，有助于更好地发挥两种制度在行政监察中的关键作用，实现行政监察建议权与行政监察决定权运作的针对性、真实性和有效性。[3]王锡锌：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15]参见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前言，2010年12月29日发布。2010年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行政监察法》的决定，修改后的新法自10月1日起施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行政调查更类似于一种行政事实行为。

这种行为为行政监察主体顺利开展工作并实施相关举措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再次，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监察机关提出检查情况报告。

公众对监察对象的合法预期既包括监察对象自身的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也包含了公众对善治的期待和憧憬，这不仅可以成为行政监察进一步发生效力的动力，而且会为改善吏治，营造一个包括民众诉求表达、政令上行下达和公民权利保障在内的良好政治氛围。除此三项外，行政决策或政策解释，向国会提交立法议案，甚至单纯了解企业或个人行为是否违法都可以启动行政调查程序。

（三）关于检查和调查的程序有制度务须执行，执行务须规程。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理论都是行政救济理论的具体体现，将其与行政监察中的检查调查制度结合在一起，可以为相对人增加救济种类，保障其陈述、申辩等基本权利，也可以规范监察权力的行使，使其既能符合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又能在社会效果上体现价值。

这也为行政调查制度的设立提供了原则性指导。甚至在有关的法律规范中，行政调查与行政检查的概念也存在着混用的情形。[8]这些不同的观点可以统一于行政检查的内容要素上，即对行政相对人或相对方是否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检查上。上述规定体现了程序制度的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在我国比较欠缺文化基础和社会环境支撑的条件下，确保按照程序规定履行检查和调查的职责，是必须予以重视的。

我国学术界对于行政检查制度的内涵有不同的观点。第49条规定，本法所称检查是指法律规定有检查权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特定人和特定场所的不公开资料、物品的调查取证活动。

这种活动代表了一种制度构架，是行政调查制度的核心，也是确保进一步开展行政监察的必要前提和事实基础。[13]多种动机使得行政调查在美国具有极强的适用范围，也被赋予了极大的强制性，使得行政主体在调查权的运用上更加充分，但同时权力的膨胀也带来了对私权的侵害。

这种事实行为在行政主体作出时对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影响不大，但却对其程序权利能够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11]参见彭永庚：法国：严密健全的监督体系，载《中国监察》2003年第7期。

（二）《行政监察法》中的行政检查权与行政调查权根据《行政监察法》的规定以及我国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设置，检查权、调查权、处理权和建议权就是我国行政监察机关的职权中最重要的四项基本职权，其中行政监察检查权与行政监察调查权构成我国行政监察检查制度与行政监察调查制度的权力基础。同时也要注意，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需与国情、传统和政治惯例相结合，它们对于实现该制度的现实功能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这或可归因于行政监察方面的法律法规颁布时间短—《行政监察法》于1997年颁布，至今不过十余年。[12]这正体现了判例法国家的法治传统。

有权务必有限，否则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5]为政府搜集信息及知之必要，有些行政法律赋予主管机关有派员至有关场所实施行政检查，或查阅有关报表数据之权。

新修订的《行政监察法》完善了行政监察工作原则，进一步明确了监察机关职责，适当扩大了行政监察对象范围，完善了举报制度和加大了对举报人保护力度，提出了依法公开监察工作信息的要求。这就是检查和调查制度的主旨。

行政监察法对检查制度的程序规定体现在第30条中：首先，对需要检查的事项予以立项，具体所指在实施条例中有着明确的规定。重视调查前后的权利保障—被调查对象陈述、申辩、申诉的权利。